(2) 会考+高考设科阶段。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与推行,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不仅影响了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 而且引发了学生偏科严重、学业负担加重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开始了高考改革和高中教学学科评价制度的改革。1983年，教育部提出试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以此评价中学的教学质量，同时也以此作为衡量高中生能否毕业的参照标准。1990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指出“实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对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落实高中教学计划，加强教学管理，克服文理偏科现象，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a)，并决定从1990年起有计划地在全国逐步实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

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在全国率先试行高中会考基础上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1987年，上海在完成高中毕业会考试行的基础上，开始实行“3+1”方案，也称“上海方案”:“3”是指语数外三门学科，为必考科目;“1”是指理化生、政史地中的任何一门，为选考科目。1990年，在总结上海高考科目设置经验的基础上，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改革高考科目设置及录取新生办法的意见》，就高考科目设置提出了四组方案:第一组为政治、语文、历史、外语;第二组为数学、语文、物理、外语;第三组为数学、化学、生物、外语;第四组为数学、语文、地理、外语。由于此方案在湖南、云南、海南三地开展试点探索，因此又被称为“三南方案”(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b)。

虽然有美好的期望，但从“上海方案”和“三南方案”的实施结果来看，纠正偏科的目的并没有达到。1992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基础上的高考科目设置意见》，提出将高考科目分为文、理两类，语数外三门学科为必考科目，文科加考政治与历史，理科加考物理和化学，该方案又被称为“3+2”方案(国家教育委员会，1992)。相比较而言，“3+2”方案更好地兼顾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3)“3+X”设科阶段。为了积极适应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才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培养“能力型、综合型”人才，1999年，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推行“3+X”的科目设置方案(教育部，1999)。在该方案中，“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必考科目，“X”为综合科目，是指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学生根据相关要求自行选择的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综合科目考查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中学所学知识的能力, 目的是防止中学生过早分科、偏科, 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这次改革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科目设置变化最大的一次改革，至此，统一的、有固定组合的科目设置模式不再是全国统一的硬性考试要求。相比较以往的方案，“3+X”方案在自主性、开放性、选择性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3+X”科目改革的实施，在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张试卷、一种高考模式的状态，多样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

(4) 不分文理科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的“文理分科”弊端日趋明显，它既造成了学生人文精神缺失或者科学素养缺乏，又有悖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趋势，而且还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及个性特长的发挥，有悖于基础教育的目标要义。2013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中共中央，2013)。不分文理科正式迈出了历史性步伐，作为一项制度化的改革议题被写入中央文件。201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意见》，提出“改革考试科目设置，不分文理科”(国务院，2014)。同年，作为改革试点省份的浙江(浙江省人民政府，2014)和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2014)公布《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再一次明确了“调整统一高考科目，不分文理科”。从上海改革试点的情况看，不分文理科考试实施顺利，自由交叉选择比例很高(详见本期《社会反应符合预期，实践成效好于预期--上海新高考改革成效调研报告》)，并没有出现数学成绩区分度下降的情况，初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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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与考试内容必须相互依存。内容与形式相匹配则二者互相促进，不相匹配则二者互相掣肘。在我国高考制度中，与考试形式有关的有三种最主要的设置:全国统考与自主招生、一次考试与多次考试、原始分计分与标准分计分。全国统考、一次考试、原始分计分一直是我国高考制度的主体设计，为了弥补这种制度的不足，国家也在不断尝试调整和改变考试的形式。

文章来源：《理科考试研究》 网址: http://www.lkksyj.cn/zonghexinwen/2020/0825/457.html